李濤搭乘航班降落在印度齋浦爾機場的時候，發現這個印度城市的空氣比去年同期更差。新德里的空氣比齋浦爾更糟，他說。

　　這不妨礙他對這個蓬勃發展國家的熱情。作為APUS的CEO，李濤對印度鐘愛有加，這里已經為該公司提供了數千萬的用戶，成為該公司難以忽視的市場。

　　印度龐大而年輕的人口結構、移動互聯網的方興未艾，為中國的科技企業提供了復制本土經驗的可能。華為、小米、APUS以及OPPO等都在這里找到了壯大的土壤。中國的企業家打量印度市場，仿佛看到中國走過的來時路。躍身其中的企業家覺得印度“處處是坑”，但只要有冒險精神并小心翼翼繞開陷阱，這個市場往往能帶來意外之喜。

   印度故事

　　過去的兩年里，李濤以每季度一次的頻率往返于印度和中國。APUS Group的印度辦公室設于古爾岡，這個在印度以移動互聯網著稱的城市距離印度首都新德里大約一小時車程。

　　自稱“中生代創業者”的李濤盡管把總部設在了北京，但APUS Group從成立之初明確在戰略上定位于海外市場的互聯網公司，主力產品是APUS用戶系統。

　　對于印度市場，APUS Group采取的是“小步快跑”策略。公司產品研發團隊在北京，印度市場的早期推廣卻并非依靠自己組建的當地團隊，而是依靠Google和Facebook等在印度市場占據流量入口的國際企業。

　　在用戶獲取上取得一定根基后，中國的團隊才進入印度市場，“這樣相對成本比較低”，李濤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今該公司在印度市場已經獲得了5000萬用戶。APUS Group得以躋身“10億美元估值初創企業俱樂部”與印度市場的成功也密不可分。

　　對于中國移動設備和移動互聯網企業而言，印度的吸引力顯而易見。全球范圍內，再沒有另外一個國家的人口紅利可以和印度相比。聯合國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印度人口為13.2億，而其中很多是勇于嘗試新鮮事物的年輕人。市場調查公司eMarketer的數據顯示，根據2015年的調查，印度城市手機用戶中38%為20多歲的年輕人。

　　如果說中國的互聯網產業是個人電腦與移動手機雙輪驅動，印度則更多是“獨角戲”。受限于平均收入水平，個人電腦在印度的滲透率還不高。2014~2015財年，印度全國人均收入為87748盧比。電腦相對個人手機更加昂貴，因此印度移動終端快速普及，年輕的印度人首先接觸的便是手機，或者說中國制造的手機。

　　國際數據公司(IDC)最新發布的手機數據追蹤報告顯示，印度智能手機在2016年第三季度的出貨量同比增長了17.5%，達到3230萬臺。聯想集團由于合并了摩托羅拉業務，在該市場占據9.6%的市場份額，僅次于三星。小米則占據第四的位置。

　　最引人注目的則在于，印度第三季度的手機出貨量為7230萬臺，這意味著將近有4000萬臺的功能手機市場。即便不考慮增量，功能手機向智能手機的迭代也將帶來巨大的低端市場需求，這將為小米、華為的榮耀品牌、OPPO、vivo這些中國廠商帶來機遇。

　　小米此前已經在尋求將生產實現本土化，而手機的制造商富士康正準備在印度的部分邦設立生產線，將其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成功經驗復制到同樣的人口大國印度。

　　李濤判斷，印度移動互聯網發展與3~5年之前的中國一樣，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將出現暴增。

　　在第一財經記者走訪的古爾岡、齋浦爾、新德里等城市，不時能看到榮耀、OPPO等的品牌廣告。中國的手機制造商，在實現商業利益的同時，也在幫助印度完成向移動時代的過渡。

　　“四年前在這里也聽不到太多中國人的聲音，今天再來，這里遍地都是中國人的聲音，太多中國人來這里做生意了。”李濤說。這其中不乏折戟者。“我知道很多公司半年就撤回去了。”

　　不熟悉印度市場的人，往往會因為對印度外包業務的印象，而高估其整體工程師水平。李濤觀察的心得是印度“工程師的創新能力不夠”。印度的互聯網人才培養，得益于其服務外包業務。但缺點也很明顯，“為企業做定制服務的時候，特別是大企業，需求是明確的，只需要來料加工就好。”李濤表示，“如果是像中國的2C業務，其實是創新的，需要自己想象的。所以印度缺乏具有創新精神的高端技術人才和優秀的產品經理。”

　　這意味著即便工資水平較低，但印度的工程師往往不能達到預期的要求。

　　“四年前在印度建研發中心成本是中國的百分之四十，現在是北京研發中心的百分之七十。”李濤對第一財經記者說，“我認為這是在印度建立研發中心的盈虧平衡線，超過百分之七十就不劃算了，因為本土化的管理成本在印度比中國要高。”

中國模式

　　華為人的面孔出現在印度，比大多數中國公司要早。

　　從APUS Group位于古爾岡的辦公樓層向上兩層，就是華為的辦公區。該公司進入印度市場已經頗久，早在1999年即在班加羅爾建立了研發中心。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華為既在印度雇用了大批本土員工，也向當地派駐了大量的中國籍員工。華為齋浦爾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該公司在印度已經有近萬名員工。

　　華為的早期業務集中于通信設備，而非移動終端。在印度的手機終端市場，華為尚未取得優勢地位，其市場排名落后于聯想和小米，OPPO和vivo也已經在這個市場風生水起。

　　華為希望這種狀態得到改變。在2016年9月，華為宣布與電子制造商Flex India合作在印度生產智能手機，并期待于次月實現一款榮耀手機的量產。

　　第一財經記者在齋浦爾的市區走訪，在部分大型商場外已經可以看到榮耀品牌的大屏廣告。

　　華為的做法是近兩年的趨勢，手機終端廠商和產業鏈相關企業開始把制造環節在印度完成。富智康集團(02038.HK)在2016年中期業績公告中披露，其位于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新廠房將于2016年下半年開始運營。富智康集團是富士康旗下公司，前者已經在印度為小米生產手機，以滿足印度市場需求。

　　小米走線上，vivo靠地推。不管是打品牌、還是鋪渠道、做售后，這些中國硬件廠商在中國市場已經駕輕就熟的打法，正在被系統地用于印度市場，并且已經嘗到了甜頭。

　　在李濤看來，中國企業家在印度復制成熟經驗分兩種。一種是將業務扎根在印度(APUS Group、小米、華為等都在此列)，另一種則是更“輕便”的打法：投資印度的科技公司。后一種打法，就包括了阿里巴巴集團投資的印度移動支付平臺Paytm、攜程投資印度在線旅游服務領頭羊MakeMyTrip等。

　　李濤認為中國企業家不難發現“在它(指印度)的跨越式發展中，哪些是可以跨域過去的，哪些是一定要經歷的”。一些市場機遇顯而易見。“只要是安卓智能手機用戶，一定會用到桌面、清理、瀏覽器、搜索、應用市場、安全等功能，這些就是中國廠商的機遇。”APUS用戶系統在印度市場即提供這樣一個all-in-one的解決方案。

　　那些在中國市場未能達成的目標，也往往會在印度落空，比如品牌。

　　在中國的手機市場，3000元是本土品牌的天花板。在此價位以上的市場，蘋果和三星是絕對的主導者。此價位以下，甚至更低端的千元機市場才是本土品牌的天下。

　　無法向高端轉移，一方面對利潤率形成壓制，一方面意味著難以形成穩固的品牌認知和用戶黏性。印度品牌的崛起，與中國廠商在中低端手機市場形成競爭。李濤仍然記得四年前初次來印度與Micromax公司商談合作的時候，“Micromax不過是年產百萬本土小廠商”，如今其年出貨量已超過千萬，成為印度最大的本土手機品牌。

　　Micormax的一位中層管理人員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印度的手機品牌已經接近500個，而主導高端機市場的是三星和蘋果。

　　對于中國科技企業的長驅直入，印度本土創新企業五味雜陳。第一財經記者接觸的印度的部分孵化企業認為，過度的開放妨礙了該國創新企業的壯大。

　　印度孵化器企業91springboard創始人Pranay Gupta不無羨慕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的保護主義有利于創造本土大型公司，這會令整個生態系統更加強勁，因為隨著這些企業的IPO，將為VC的投資創造更多的退出渠道，并購與投資機制能夠形成有效閉環。

莫迪效應

　　中國的企業家看待印度市場，就像看到自己在中國走過的道路：更清晰，但并非沒有風險。

　　在第一財經記者印度考察期間，恰逢莫迪政府暫停了500盧比(約50元人民幣)和1000盧比舊鈔的流通。這一政策宣布于11月8日，并于當日午夜開始實施。莫迪這一政策旨在打擊黑錢，盡管為普通人留出到銀行兌換新幣的緩沖期，但卻為正常的商業活動帶來了諸多不便，因為企業多有留存部分現金以應對突發需求的習慣。

　　這一極不尋常的舉措展示了莫迪政府在實現既定目標、干預經濟活動時的決心和效率。阿里巴巴集團投資的印度企業Paytm在該政策的第二日即在《印度斯坦時報》刊登頭版廣告，盛贊莫迪采取的是印度獨立以來“最大膽”的金融舉措。

　　對于中國制造來說，影響更深遠的莫迪政策則是其2014年上臺后力推的“印度制造”計劃。這一計劃的目的是為印度的年輕人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提升本土制造業能力。

　　制造業，一直不是印度的強項。在與中國的經濟貿易往來中，印度扮演著初級材料提供者的角色，向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包括了礦石、塑料和棉花等;而中國向印度出口的產品則更多是電信設備、電子器件等附加值更高的產品。印度在與中國的貿易中一直處于不利地位。據中國商務部援引印度《經濟時報》的消息，在印度的2016財年，印度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從此前一財年的484億美元增長至526億美元。

　　越來越多的中國手機廠商開始在印度落地制造環節，既是貼近消費市場的舉措，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響應莫迪的政策號召。

　　基礎設施不完備、復雜的稅收體系、跨邦貿易手續繁瑣等問題，使得印度整體的營商環境并不令國際投資者滿意。但莫迪政府確實在做出改善性舉動。在世界銀行近期發布的《營商2017：平等的機會》報告指出，印度在過去一年中正在加快努力以改善商業環境，并在地區監管框架等方面做出改革。

　　印度沸騰的經濟、龐大的人口基數對中國企業而言意味著機遇，中國的科技企業領袖在其中發現了許多與中國相似之處，經驗可以復制。雖則如李濤一樣的企業家說來到印度“是在無邊的黑夜中來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走的每一步都是坑”，但他不但來了，而且活得很好。

　　這當然需要做好充足的準備，應對印度的“氣候”，就像李濤每次從北京飛新德里，口罩“隨身必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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