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享受新產品和服務的便利，但也并不意味著，就需要以包容或同情的態度，讓城市與社會為公司容錯。

　　空姐搭乘滴滴順風車被殺害一事，于5月10日開始全面引發輿論討論。這件事的矛盾之處在于，從法律角度去厘清事實之后，人們突然不知道該去怪誰。

　　一開始，很多人混淆了“網約車”與“順風車”的概念。滴滴出行的前身“嘀嘀打車”服務始于2012年6月，但直到2016年11月，交通運輸部等7部委頒發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才正式施行。此后，各地陸續通過《網絡預約出租車經營服務管理細則》，滴滴出行也需要一一通過各個城市的認定，獲取市場準入資格。在這些規定中，對網絡預約出租車(網約車)的平臺、出租車、駕駛員都提出了資質要求，并且對安全與隱私管理有細則約束。

　　一旦涉及“順風車”，事情就變得復雜起來。不僅是中國，很多國家對“順風車”的底線及規定只是劃在“是否盈利”上。因為不涉及盈利問題，國務院辦公廳在2016年7月發布的“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給出了一個相對寬泛的建議：私人小客車合乘(順風車)有利于緩解交通擁堵和減少空氣污染，城市人民政府應鼓勵并規范其發展，制定相應規定，明確合乘服務提供者、合乘者及合乘信息服務平臺等三方的權利和義務。

　　而此次事件的發生地，鄭州市交通運輸委員會在2016年11月出臺了《鄭州市規范私人小客車合乘出行的意見(征求意見稿)》，里面涉及的規定也僅限于此點：順風車禁止以營利為目的，順風車提供者每日提供合乘不得超過4次，相關安全責任事故由合乘各方依法、依約各自承擔。

　　這就產生了幾個問題：如何判斷滴滴順風車提供的價格是否僅覆蓋成本?順風車司機每日提供順風車服務次數是否有提示?針對應承擔的安全責任事故責任，是否明確并突出告知并提示了司機與乘客?相關責任歸屬與賠償制度，是否有以及如何明確規定?經此事件，司機資質是自證還是有明確第三方標準?司機資質如何突出明示、而非混在幾乎沒有人閱讀的用戶協議里?

　　滴滴出行應該正面回答以上問題，而非讓網友們截屏自主求證，或者懸賞兇犯——那是警察的工作，不是滴滴出行的公司職責。如果滴滴沒有做到自身的公司職責，這波輿論的最大作用，也應該是讓滴滴之后能夠在各地法律框架下明確合約并履行義務。

　　滴滴官微發博懸賞兇犯。

　　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認識到，順風車并不像網約車那樣有明確的法律法規約束。中國城市高速發展的現狀，讓交通出行成為各個城市的共通難題，在利弊權衡下，與公共交通建設相對成熟的城市相比，高速發展卻又面臨公共交通運力不足、城市基礎建設不完善等問題的城市，會更愿意容忍新的產品與服務試錯。

　　我們應該熟悉這樣的例子——共享單車解決了城市的最后一公里難題，卻同時帶來了市容管理問題。在問題爆發后才慢慢有城市治理規范出現。在商業上，各個城市都經歷著公司們從爭奪用戶、擴張到并購、倒閉、壟斷的輪回。打車軟件也是一樣，競爭甚至沖擊到了原有的出租車運營服務市場。想想你身邊的抱怨——為什么你會發現，原先很少拒載的出租車們也開始拒載了?

　　正因為“沒有出事”，所以我們更多看到了這些新產品與服務的便利一面，而忽視了它們可能存在的風險與隱患——它們可以通過兩種手段來避免，一是嚴厲的法律規定與底線，二是公司制定嚴格的合約與規范。但后者天然違反用戶便利性的前提，公司們永遠更希望用戶更簡單地使用產品與服務，那么這個時候，只能依靠更強硬的手段：政府規定或者強硬的輿論，讓公司出于維護聲譽的需要，對產品與服務做出更加詳細的自律、用戶保護與賠償規定。

　　第一個辦法有過先例。在日本，如果沒有國土交通大臣許可而私自運營出租車，責任人有可能被判處3年以下懲役，或支付最高300萬日元(約合18萬元人民幣)的罰金，也有可能同時入刑并支付罰金。滴滴出行于2018年2月在日本與電信公司軟銀合資設立當地公司，目前正在“針對日本出租車市場與政府交通政策予以調查研究”。

　　質疑公司的例子發生在2015年11月。一名叫Zak Stone的用戶發布了《Living and Dying on Airbnb》的文章，Zak的父親在租住通過Airbnb預訂的位于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度假屋時，被租住的別墅院子里的秋千砸中頭部身亡。Zak在文中表示，在一些聳人聽聞的故事發生后，Airbnb的確增加了更多保護房東的規定，但對使用平臺的租客們做得還不夠。

　　同樣是共享經濟，Airbnb也經歷過類似的質疑。

　　在2013年年底發生Airbnb住客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后(Zak稱，Aribnb為此向受害者家屬賠償了200萬美元，但Airbnb拒絕對此做出評價)，2014年，Airbnb開始提供免費的一氧化碳探測器給房東。2015年1月開始，Airbnb通過設置100萬美元的房東保障險，“為住宿期間在房源內或者Airbnb房產范圍內發生的事故提供100萬美元的賠償”，這意味著被房屋保險公司拒絕賠償的房屋損毀將有可能由Airbnb買單。

　　Airbnb的新聞發言人在一封郵件中回答《赫芬頓郵報》對此事的質疑：他們對該事件感到“震驚與心碎”，對他們來說，沒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他們還表示，Airbnb會遵循當地法律法規——包括任何適用的安全需求。他們已經要求房東們為房客提供安全證明，并且他們在為平臺上的每個人提供有幫助的信息。

　　但《赫芬頓郵報》評論說，這位發言人沒有明確說清楚Airbnb平臺是否要求房東們提供什么證明或者檢驗，或者說——房客們能夠擁有的唯一保護，就是房東們自己報告的安全問題或預防措施。

　　此事伴隨著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質疑曾一度發酵，但最終隨著時間的流逝無人追問。因為在當時的法律框架內，這件事也沒有詳細的判例或法規可以判斷Airbnb是否該負責任。事件發生3天后，Zak Stone發布Twitter稱，Airbnb已發布《社區合約》，承諾每年披露包括安全信息在內的房屋共享行為報告。他自己最終與房東的保險公司達成和解。

　　你可以看到輿論即便來勢洶洶，最終又可能變得有多無力。我們不知道在滴滴出行這輪輿論質疑熱潮過后，人們僅僅發泄了對私有制公司或平日各類用車難題的憤怒，還是真正解決了順風車安全與隱私上的大把漏洞。

　　共享經濟在各國都處于摸索階段，法律的邊界亟待判定，但不應該讓人們等待太久。與此同時，在發生爭議或安全事件、又沒有足夠大的力量約束公司時，輿論更多起到的是“如何妥善處理此事”，以及“如何確保這件事不再發生”的監督作用。我們不斷會面臨新的產品與服務，它們也將探索我們未曾接觸過的各種新領域，我們享受便利，但也并不意味著，就需要以包容或同情的態度，讓城市與社會為公司容錯。在監督下，最有利的力量仍然是政策，既不讓責任人逃脫主要責任，同時通過經濟懲戒或法律保障的手段，讓提供產品與服務的平臺、公司，既有警示，也有動機，去嚴格履行各類資質審查、驗證與公示義務。

　　這才是我們每次憤怒的價值。

特別提醒：本網內容轉載自其他媒體，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其原創性以及文中陳述文字和內容未經本站證實，對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內容、文字的真實性、完整性、及時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證或承諾，并請自行核實相關內容。本站不承擔此類作品侵權行為的直接責任及連帶責任。如若本網有任何內容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聯系我們，本站將會在24小時內處理完畢。